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

唐晓敏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前期即西周和春秋时期，属于封建制；后期即自秦统一直至清代，历史上称为郡县制，现在一般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从秦统一到清代的这一历史时期，又可以唐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特点皇权受到士族的某些制衡。

所谓“封建”，即“封土建国”。“封建”一辞，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富辰之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的含义为“封”土而“建”国，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即皇帝把自己所拥有之外的王畿的土地给诸侯管辖，并授予他们的爵位，再分封诸侯卿大夫，土地境内的诸侯和卿大夫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是中国古代自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封建体制下，形式上，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统治整个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周天子并不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而是将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各个诸侯，而这些被分封的诸侯，又将自己的土地人口继续往下分封给那些“大夫”，那些“大夫”将自己的领地可以继续向下分封给其他的贵族。“封建制”下是一层庞大的分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每一层只能控制下一层，每一层只向上一级负责。因此，可以说封建制是一种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上下级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在封建制下，君臣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君和臣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双方都要信守契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君侵犯了臣的权利，臣是可以反抗的，这样的反抗事例在《春秋》三传比比皆是。

西周及春秋时期，贵族有很大的权力。国家遇有大事，往往要召集贵族商讨决定。这种会议，称作“朝”。周天子和卿、大夫商讨政事，一般在早上进行。《左传》成公十二年，“百官承事，朝万不夕。”昭公二年，“朝以听政。”。国家大事，如立君、邦交、征伐等，都由贵族会议决定。贵族也有自己的军队。贵族的武装，来自两种人，一是同族的成员，一是他们的私属徒。对外战争，贵族除了率领国君的军队外，还带领自己的族众和私属。在战争中，贵族的武装一般是和国君的军队行动一致的，但有时也可能不一致，这完全由贵族自己决定。贵族有自己的军队。他们可以服从君主，也可以不服从。

这一时期，“国人”也有不小的权力。周王分封诸侯，新贵带领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地建立国家，一般是周人居住邑中，商人居住野，这就有了国、野之分，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作野人。周灭商前后，是周族氏族解体，阶级分化的时期。氏族中的显赫家族演化为贵族，一般氏族成员演化为平民。最初，国人包括贵族，但“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民。

西周春秋时期，国人是强大的社会势力，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而且参与政治活动，过问国家大事。《国语》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从这里可以看到，国人是强大的社会势力，国人一怒，逐了厉王，围了召公宫，还要杀太子，召公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去替宣王死。

这是一个关键：春秋时期，政治上保持一种均势，天子的权力有限，从周厉王的情况即可以看出。他不听大臣的话，最后是失去的帝位。同时，诸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天子的权力，各国诸侯自身的权力也有限，公卿大夫制约着诸侯国君的权力。诸侯国君有错，公卿大夫即可进谏，进谏不听，诸侯国的国君甚至可能被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