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族兄与华昌炼矿公司

1938年1月，梁漱溟先生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时，毛泽东曾问梁漱溟：“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是指梁的族兄梁焕奎一家。

梁焕奎，字壁元，是杨昌济先生的恩师。杨昌济当时与梁漱溟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1918年）暂住于梁家(崇文门外绬子胡同)的梁焕奎，而此时毛泽东又借住于杨昌济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有所耳闻，遂产生以上的疑问。

梁焕奎五兄弟与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和梁焕奎五兄弟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梁家祖上世居广西桂林，1851年举家北移，梁焕奎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户，于是成为湖南人，而梁漱溟的曾祖则宦游北方，先在桂林得中举人(当时录取举人按省分配名额)，后在北京中进士，但仍沿袭为广西桂林籍。北京与湘潭相距虽远，但两家来往联系未曾中断。

1917年7月，梁漱溟与沈钧儒在司法部同任秘书后，曾有机会去湖南长沙看望他们一家。这时梁焕奎已年届50岁，而梁漱溟只有24岁。梁焕奎一家当时住在长沙浏阳门(东门)外自置的名为“青郊”的别墅内。别墅占地不小，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两大株，当时正逢盛开时节，香溢满园。梁漱溟在此逗留了三个多月。10月初，直系军阀段祺瑞以“出师剿灭”护法军为名，进军湖南，至衡山一带后，因内部矛盾，部队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主动北撤。从此湖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人心浮动。为了避难，梁焕奎一家先去汉口，又迁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一年多。梁漱溟也于此时返回北京。于是梁漱溟又常得与梁焕奎时时晤谈，因而得知不少有关他们兄弟五人—焕奎(璧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从事湘省锑矿开发事业的事迹。后曾将此事撰文回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了梁焕奎五兄弟为中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贡献。

湖南锑矿的发现，久通公司的建立

我国锑矿蕴藏丰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锑矿储量在国内又首屈一指。据梁焕奎长女梁培肃所写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事略》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姻家刘鹤龄，以他在安化、溆浦一带田庄所产不知名矿石出示，后送汉口外商亨达利洋行化验，确认为锑矿，并从此由该行收购。随后又发现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县境内锑矿数十处。当时（即甲午中日之战的1894年）巡抚陈宝箴正热心于维新运动，积极推行兴办实业和设学堂等新政，于是决定在长沙设矿务局，任命梁焕奎为该局“文案”(秘书)，这时梁焕奎25岁，正当他中举后一年。不久又升为“提调”(秘书长)，负责筹划全省矿业开发事宜。可以说这是梁焕奎五兄弟参与湘省采矿事业的开端。

当时已查明的锑矿中以新化蕴藏量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内各矿又以锡矿山(地名)为最多，约占当时全省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益阳、沅陵等地矿砂品位则较低，其中益阳境内官办板溪矿开发较早，因久未获利，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招商承办。梁焕奎于是接办了益阳板溪矿，创办久通公司，由二弟梁焕章为驻矿经理，从事管理工作。这是梁焕奎直接经营锑矿业的开始，它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基础。

板溪矿距益阳县城约200里，矿砂品位不高，含锑20%—30%，但储量大。当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矿山50里的沾溪设厂，用土法冶炼后外运。土法只能将矿砂练成“生锑”(硫化锑)。“生锑”按规定又由官方统一收购。再加开采愈久，矿场距炼厂愈远，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当时久通公司利润有限，无力扩大再生产。至1906年，锑价开始上涨，利润增加，梁焕奎于是萌生了改用新法炼锑的想法。

杨度支持购得法国专利，久通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

梁焕奎在从事矿业多年之后认识到：“国家富源在尽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以阐发地藏。”他在参与湖南实业学堂工作的同时，注意培养他的几个弟弟，使他们能胜任矿业开发工作。三弟焕彝、五弟焕廷先后被送往国外学习。1902年焕彝先去日本、美国，1906年又转至英国，进入伦敦矿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得知法国有一个名为赫伦士米的冶炼厂，采用一种炼锑新法，于是偕王宠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对冶炼低品位锑矿砂最相宜，是当时最好的冶炼方法，如久通益阳矿能采用之，生产定可改观。但专利要价极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梁焕彝急忙将消息函告国内，要求尽快作出决断。梁焕奎及其四弟梁焕均虽然极想购得此项专利，但限于久通公司的财力，无法实现采用新法冶炼的计划。

恰好杨度先生此时由北京回到湖南。杨度为湖南湘潭人，与梁焕奎同乡，又是挚交，关系非同一般。当杨度从梁焕奎处听到购买专利的种种情况后，认为此机会不可错过，如能获得此专利，不仅有益于久通公司，而且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甚为有利，因此表示愿全力支持。杨度首先向湖北总督赵次珊借得银圆5万，先汇往巴黎作购专利预付款，随后又向军机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端方和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筹得11万，部分用于补足购买专利款，部分供按专利设厂之用。久通既获得了专利，又增加了资金，生产规模势必扩大，于是决定将原来的久通公司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华昌之创建得杨度之助实多，因此以干股5万元赠杨度，后来杨又陆续投资，共拥有股金20万，成为了华昌的大股东。

梁焕彝购得专利后，又在英、法采购机械设备和冶炼炉等，然后携一位法国机械师回长沙，在南门外西湖桥按专利建厂，设各科冶炼炉数十座。从此，三弟梁焕彝就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领导者。为探矿，他常奔走于深山穷谷之中。益阳境内矿场采掘工程全部机械设计，更由他朝夕指导建设而成。后来铺设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轻便铁道，也全在其主持下进行。另外，梁焕彝曾深入湖南宜章发现安源之锡矿，又跟踪向东，发现瑶岗之钨矿，更沿五岭山脉至江西境，于大庚发现丰富钨矿。据他所著《生平略历自述》记载：“瑶岗钨矿实由余用化学乾试法鉴定于始，李炳麟（李国钦）在美证明于后，华南一带始有钨矿之名。”可见我国首先发现钨矿者，当推梁焕彝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于当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协助大规模开采钨矿的工作。

华昌公司创建后，因技术改进，业务发展，在长沙设立总公司事务所，下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各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人。梁焕奎因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华昌创建时，眼疾更加严重，于是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四弟焕均出任，负责领导全公司事务。为了便于焕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进行联系交涉，他们曾向清廷吏部纳银万两，为他捐得一个二品衔候补道(二品衔方可戴红顶子)。

一战爆发，华昌公司大发展

华昌新冶炼厂在长沙竣工后，益阳板溪矿所产矿砂全部运往长沙用新法冶炼，从此不再以生锑出口，而且所炼纯锑质量一流，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同时，华昌在购得法国专利后，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内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采用此项专利设厂，从而取得了独家新法冶炼全省纯锑的特权。当时省内小公司甚多，锡矿山一地即有采矿公司百余家，炼锑（生锑）厂30余家。这类厂家所产生锑均由华昌炼为纯锑。

辛亥革命后，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欲取消华昌的特权。1913年，杨度曾就此事致电工商部说：“……度于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责令华昌，包炼全省锑砂成纯……”于是此项特权又得延长。由于华昌拥有当时最好的冶炼技术，规模最大，又享有此项特权，公司在湘省矿业界地位极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华矿务联合会”，参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华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军火生产及军需储备的需要，欧美各交战国争相购进纯锑，锑价扶摇直上。次年，锑价继续暴涨，华昌盈利随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销全由英商廓克逊代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战起，华昌借口英商难以如期付款，废除了其包办外销合同，改在纽约设立分公司，由曾留学国外之五弟焕延出任经理(后由其姻亲李国钦继任；李由华昌资助于1910年送英国学习矿业，1914年毕业后即在华昌任职)。同时又在欧洲各国设代销处，从此外销全部自理。由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华昌业务繁荣兴旺，盛极一时，进入发展的巅峰时期。1916年获纯利竟多达120万银圆。当时之长沙城南一带，可以说是华昌的天下，“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屋房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华昌成立之初，在领得清政府补助银款时曾奏明“俟营业发达再报效国家”，现在公司利润大增，于是在1916年7月将此款缴还民国之农商部，还清了杨度经手的这笔大债务。

一战结束，华昌公司走向衰落

后来新化锡矿山所产矿砂量日多，当地矿商因远道运长沙冶炼不便，同时又有人创造了一种土法炼纯锑的技术，至1915年采用此法之小厂已达数百家之多，于是华昌不得不同意矿商就地自炼，只是规定所产纯锑仍用华昌双环商标出口。华昌原来独享之新法冶炼权从此开放。而待大战结束后，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设厂在锡矿山用改进之新法冶炼。在此种形势下，华昌只有统办出口业务的权利了。

对华昌影响最大的还属一战的结束。由于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一跌再跌，而公司的开支反而增加。这是因为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一度利润丰厚，均欲染指，纷纷要求入股，公司迫于压力，只好扩股（1916年由原来的96万扩至300万），公司机构随之膨胀，冗杂人员充塞，办事效率降低，导致成本升高。再加上驻纽约经理李国钦及国内公司中有人监守自盗，促使公司处境日窘。

另外，由于国内政局不稳，连年军阀混战，而湖南这一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沦为南北之争的战场，产多业大的华昌在生产上既受战事的影响，在经济上又难免成为征派勒索的对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兴盛一时的华昌日趋衰落，锑产量由1917年的8200吨，骤减为1918年的4200吨。至1920年华昌炼矿公司已是债台高筑，寸步难行，矿场与冶炼厂全部停产。次年，经股东大会决定，不得不变卖部分产业，偿还债务。债主以长沙债团为最多，后即由他们另行集股，缩小范围，继续经营板溪矿，而华昌只能以部分产业入股，分得半数利润，用以偿还未了债务。至1927年，华昌终于因破产而倒闭。

华昌发展史，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衰史的缩影

中国民族工业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有了初步发展。例如我国著名的轻工业的先驱者张謇所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即成立于1899年。华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于是年开办。又例如，华昌炼矿公司创立之时（1908年），也正是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将汉阳、大冶两铁厂与萍乡煤矿合并，成立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并由官办改商办之日。这不是巧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我国民族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因此有人称之为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及至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及我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影响，自1922年以后，民族工业转而陷入停滞、萎缩和危机之中。梁焕奎五兄弟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由创建（1908年）至倒闭（1927年），前后20年大体上也走过了这样的兴衰历程：创建之初，由于在资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术上引进了国外先进专利，因而在矿业界崭露头角。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华昌事业迅猛发展，仅两三年间即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但好景不长，待大战结束，即转趋衰落，虽力图挽回颓势，仍终以破产倒闭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的最后归宿。可以说，华昌公司的兴衰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衰史的典型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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