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圣裔子孙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是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由于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代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构成两千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牢固的思想基础。”

自汉代始，为维护国家统治，显示尊孔崇儒的文化价值观，孔子儒学被定为一尊，地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作为圣裔嫡裔子孙的孔氏后人则成了封建统治者重视、利用的对象。历代统治者对孔氏子孙不断优渥，使其权势不断增强。因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恩荣，孔子后世嫡裔子孙的职权范围逐渐由单独的祭祀孔子，发展到明清时期享有众多权利的世袭大贵族地主。

自汉至唐，孔子后裔嫡裔子孙尽管爵号不一，食邑不等，但祀孔职责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祭祀孔子成为历代圣裔子孙最基本的职责。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率军到淮南平定英布之乱，凯旋途中路过曲阜，“以太牢之礼祀孔子。”此帝王祀孔子之始。祀孔的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此时长兄孔鲋已去世）为“奉祠君”，专门奉祀孔子，始创推恩之例。“奉祠君”成为中国历代政权赋予孔子嫡系子孙的第一个敕封称号。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赐十三代孙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诏以所食邑祀孔子。子孙世袭，于是始有世爵主皀者矣。”

自孔霸始，圣裔子孙开始世袭爵位，并享有食邑专门奉祀孔子，这为孔氏圣裔祭祀孔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匡复汉室，封孔子第十七代孙孔志为“褒成侯”，食邑两千户以祀孔子。和帝永元四年（92年），改封孔损为褒亭侯，食邑一千户祭祀孔子。总之，两汉时期圣裔嗣爵爵号、所享食邑虽有所不等，但均在统治者的优渥下以祭祀孔子为基本职责。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且受佛、道等思想的冲击，儒学在此阶段发展虽受到一定的阻碍，但仍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存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权虽更迭不断，但统治者基本上都能够认识到儒家文化在巩固政权、维系人心方面的重要性，对孔子及其后裔子孙仍然持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南北朝时期圣裔子孙能够在混乱政局下享有食邑祭祀孔子的重要原因。此间，衍圣公虽然被不同的政权所赐封，导致爵称不一、食邑不等，世次也有所混乱，但其基本的祭孔职责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曹丕下诏令鲁郡“郡守修孔子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并加封孔子第二十一代孙孔羡为宗圣侯，邑一百户以祀孔子。泰始三年冬十二月，“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食邑两千户以祀孔子”。

自孔震至孔子二十八代孙孔灵珍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封为崇圣侯，期间嗣爵传承尤为混乱。嗣爵乘祧虽然混乱，但孔氏后裔祭祀孔子的职责没有变化，无论谁乘祧嗣爵，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责仍然是祭祀孔子，这是每个政权所重视的。乘祧混乱止于孔子二十七代孙孔乘，南朝宋孝武帝延兴三年（473年），“诏孔乘为崇圣大夫，食邑五百户，给十户以供洒扫”；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除管制、服饰、习俗、鲜汉通婚等改革外，更特别重孔崇儒和优礼孔裔。”延兴三年，封孔子二十七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食邑五百户祀孔子。此外，又拨给民人十户，专供庙庭洒扫。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亲临阙里祀孔子，以示尊孔之大义，并封孔灵珍为崇圣侯，食邑一千户以祀孔子。“北齐文宣帝天宝元年（550年），改崇圣候为恭圣侯，食邑百户祀孔子”。隋唐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是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及其后裔子孙受到封建统治者格外的优崇。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封孔子三十二代孙孔嗣哲为绍圣侯，食邑百户祀孔子。太宗贞观十一年，褒圣侯孔德伦被诏朝会，秩同三品，祭祀冕服亦如之，食邑一千户。

神龙元年（705年）夏五月，授褒圣侯孔崇基朝散大夫，陪祭朝会，诏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收其租税供享。孔崇基不仅享有采邑以祀孔子，还特受陪祭朝会。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晋褒圣侯孔璲之爵为文宣公兼兖州长史。食邑一千户祀孔子。”此后，孔子后裔子孙虽然不断得到统治者的优崇，政治地位及经济待遇都大大提高，但仍然要以祭祀孔子为首要职责。自汉至唐，孔子嫡裔子孙除了祭祀孔子这一基本职责外，其贤者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委以重任，担任国家行政官员。

孔子十三代孙关内侯孔霸曾担任高密相；十七代孙褒成侯孔志曾担任东汉时期的大司马；二十一代孙宗圣侯孔羡曾担任议郎；三十五代孙文宣公孔璲之曾担任唐朝兖州长史，其子三十六代文宣公孔萱曾担任兖州泗水令；四十一代文宣公孔昭俭、四十三代文宣公孔仁玉均曾担任过曲阜令。可见，自汉至唐，圣裔子孙虽以祭祀孔子为第一要责，但往往并不拘囿于此，孔氏贤能者往往受到封建朝廷的赏识，被提濯为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对地方进行治理。言而统之，宋代之前的圣裔子孙以祭祀孔子为其基本职责，但其祭孔身份的重要性远没有宋明时期划归的那样明显。

作为世代相沿的世袭大贵族地主，衍圣公的爵号及其权利地位是在北宋开始确立起来的。宋代理学的产生使得儒学进一步发展，因符合封建统治需要，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更加牢固，统治者要依靠和利用儒学，就必须更加优崇孔子。在尊孔的同时，对孔子后裔子孙也是极尽恩隆，这一时期是衍圣公权利地位开始形成时期。

宋初，圣裔仍以文宣公袭爵，“衍圣公”作为孔子后裔嫡裔子孙的固定爵号是在宋仁宗时期确定下来的。为表示“圣道隆替”和“圣裔繁衍”，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下诏改封孔子后裔嫡裔子孙为衍圣公。“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为褒成君以奉其祀……朕念先帝崇尚儒术，亲祠阙里，而始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爵之号不其重欤！宜改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

“衍圣公”作为圣裔固定爵称，自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改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前后延续八百多年。虽然爵称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祭孔职能并未发生变化。相反，由于衍圣公往往担任曲阜以外其他地方官职，影响其祭孔本职，皇帝还特批示其终身在乡里，专主祀事。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族人孔宗翰（时任鸿胪卿）向哲宗皇帝建言：“孔子后世袭公爵，本为侍祠。然兼领它官，不在故郡，于名为不正。乞自今，袭封之人，使终身在乡里。”哲宗下诏曰：“合袭封衍圣公者，除一有料钱寄禄官专以主奉先圣祠事为职，添支供给，随本资考，每三年理一任。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预它职”。

北宋灭亡后，衍圣公孔端友随高宗南渡，在衢州建立奉祀孔子的庙宇，仍以祭祀孔子为主要职责。“高宗绍兴二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金元时期，政局虽动荡不安，但无论是哪个政权扶持的衍圣公，其首要职责仍是奉祀孔子。

除此之外，在特殊时期，衍圣公还必须入京陪祀，宋哲宗时期，规定“每逢朝中举行郊祭（祭天）大礼时，奉圣公都要进京陪祀。这是中国历史上衍圣公进京陪祀的开始”。在一些重大场合尤其是一些祭祀仪式，衍圣公也要应诏前行。据乾隆《曲阜县志》载：“承安元年冬十一月敕，诏衍圣公孔元措赴阙侍祀。帝行郊祀礼，孔元措应召入京陪祀位，在终献之次。”这说明作为孔子后裔子孙的衍圣公深受统治者重视，在一些象征性的祭祀仪式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管理孔氏族人是衍圣公所拥有的另一项行政职权。孔氏宗族与其他姓氏的宗族组织一样，都是以男子或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种社会宗法关系。因受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政策的影响，孔氏宗族组织十分庞大，封建宗法意识尤为强烈，血缘关系更加紧密。“至四十六代（北宋），孔仁玉的子孙就分成了五位；传至五十三代（宋末元初），发展为二十派；再后（元末明初）即增为六十户。

孔氏宗族的壮大必然需要一个统领全族、管理族众的领袖人物，而作为圣系嫡裔的衍圣公则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全族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衍圣公依靠着宗法血缘关系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恩遇，在族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控制和约束族人。在孔氏宗族中，衍圣公是孔氏嫡裔大宗，其余孔氏族人则是小宗，“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

此外，衍圣公世受皇权的恩荣，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能够有实力统领其他族人。衍圣公管理族人主要通过修族谱（一是为了区别与孔子后裔同姓不同宗的孔姓；二是为了防止孔末后裔，以保持孔子后裔血脉至纯）、祭祀孔庙孔林(以此作为血缘关系的神圣象征、全族精神联系的纽带来控制族人)、卹族（即通过经济上的帮扶来加强小宗户对大宗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此外，衍圣公之下还设有孔庭族长和族举协助衍圣公申饬家纪、管理族人，孔庭族长与族举也由衍圣公保举题授。孔庭族长最早设置于宋徽宗二年，“诏孔氏选亲族一人判司簿尉事，子世袭。此家长授官之始”。

其主要职责是“凡有不率不若者。申明家笵，依例责罚。遇祭期充领班官，率各户族人随班陪拜。”族举设置于宋真宗天禧五年，也称为林庙举事，其职责是监督孔庙工役，“专一督领各户户举查理林庙及一切家务。凡有惰慢误工者，直言举出，依家笵责罚。遇祭期充纠仪官，凡族人不敬不谨，许指名纠察。”可见，族长与族举已成为衍圣公统领族众的重要人物。此外，需要指明的是，元代，孔氏南宗地位不如北宗，北宗以嫡裔大宗主身份统辖着南宗。

作为圣裔嫡系子孙的衍圣公自幼便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资源读书识礼，待其成年后，饱读诗书且有才干的衍圣公自然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宋之前圣裔子孙贤者即曾被封建统治者委以职务，担任国家行政人员。宋代衍圣公虽然被命为“专主奉祀，不予他职”，但因时代不同，宋元时期的衍圣公常常也会担任地方官员。四十六代衍圣公孔宗愿即曾担任仙源县令、尚书比部员外郎、通判淮州等职，衍圣公孔若蒙、孔端友分别曾任仙源县主簿、郴州知州等职。

此外，皇帝还会授予衍圣公文林郎、承奉郎等职称，以示优崇。但衍圣公久居阙里，以奉祀孔子为主要职责，能够发挥其作用、真正有实际意义的职位是担任曲阜县令。这既有利于管理宗庙，还能够使衍圣公有能力对曲阜地方进行综合管理。县是我国地方行政管理的基层组织，县的沿革由来已久，我国自周代就开始设县。“县的行政长官‘周县正邑宰’，秦汉为令长，隋代为县令。知县之称始于宋代，时为革除外官不奉朝命之弊，以京官派为权知县事，而县令遂虚存其名。”

知县是地方的一级长官，凡田赋税务、诉讼审办、除奸缉盗、劝课农桑、治理文教等都需要知县总理，是人民的父母官。孔氏后裔担任曲阜县令始于唐懿宗咸通七年，“绩，孔子四十世孙也，旧志稿云：咸通七年，任曲阜县令，此孔氏为本县令之始。”此后，孔仁玉、孔延世、孔宗愿、孔元措都曾以文宣公兼曲阜县事。为确保曲阜孔氏后裔不受他人统领，宋仁宗还曾下令非孔氏后人不能充任曲阜县令，“兖州仙源县，自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县事，使奉承庙祀，近岁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自今宜復以孔氏子孙充选。”这就赋予了孔氏独霸曲阜知县的权利。

自孔宗愿始，曲阜县令皆由衍圣公本人或由其推荐孔氏族人担任。“金大定中孔摠，承安中孔元措，皆以衍圣公兼任。元太祖十五年孔元用以旧令起授职，从征益都，殁于城下。自此以后始世袭。孔之全以元用子袭封衍圣公兼县尹。之全卒，子孔治以管民长官授县尹，权主祀事。”即使非衍圣公本人担任，曲阜县令一职也由其遴选本家子弟待以充任，实际掌握了曲阜县令的任免权。

不仅如此，由于曲阜县令是曲阜地方长官，衍圣公在品秩上远远高于县令，且孔氏后裔其他子孙与衍圣公存在大小宗关系，这就决定了衍圣公在曲阜的特殊地位。因此，曲阜县令虽然是由国家任命，领受俸禄的国家公职人员，但因种种原因，衍圣公仍然是曲阜实际的统治者。宋元时期衍圣公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对明代衍圣公行政职权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与宋元时期不同的是，明代衍圣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行政职权相比宋元也更加丰富与明确。